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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困境與路徑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城市管理論文發布時間:2021-03-03 08:55:16瀏覽:1

    城市與鄉村既是空間鑲嵌且功能互補的“發展共同體”,又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新格局的“生命共同體”。當前,在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農村現代化、綠色化的“并聯式”現代化道路上

       摘 要:城市與鄉村既是空間鑲嵌且功能互補的“發展共同體”,又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新格局的“生命共同體”。當前,在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農村現代化、綠色化的“并聯式”現代化道路上,由城鄉“非綠色化”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產業結構、空間布局帶來的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和生態系統退化等集中式生態病癥,已成為我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突出短板。綠色發展不僅揭示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共生邏輯,也深刻蘊含著自然生態與人類文明之間的共進邏輯。因此,在城鄉融合時代,走出一條城鄉融合發展的“內生型—綠色化”集成道路,對于協同實現城鄉“綠色變革”、全面提升城鄉融合發展質量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城鄉融合;綠色發展;“內生型—綠色化”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1)01-00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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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發展研究》2004年被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4年版)確定為中國經濟、經濟計劃與管理的中文核心期刊,并被編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4年出版(即第四版)。

      一、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框架”:一個新視角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我國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和生態系統退化等嚴峻形勢,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1]13的戰略地位不斷強化,這為新時代中國城鄉同步實現綠色轉型提供了政治優勢、機會窗口和實踐導向;仡櫺轮袊70多年的發展歷程,伴隨我國城鄉關系從“分離分治”向“一體融合”的發展轉換和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建立健全,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也逐漸納入城鄉建設和城鄉發展的實踐范疇。但是,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城鄉關系向更高級結構轉換過程中并不能自然消解城鄉發展帶來的資源、環境和生態問題,相反,“擠壓式”的資源、環境和生態問題卻成為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突出短板。第一,生態環境問題加劇了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挑戰”。目前“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2],城市空氣污染、黑臭水體等生態問題突出,農村土壤污染、垃圾處理等人居環境形勢嚴峻。2018年我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達標121個,僅占全部城市數的35.8%,而農村地區農業面源污染也較為嚴重,2017年農藥利用率高達38.8%[3]。盡管《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強調“把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鎮化進程”[4],《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5],但現實卻是因城鄉生態統籌不足而造成城鄉生態對立。第二,人類文明演進賦予了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意蘊”。人類在歷經原始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向更高級文明形態的演進過程中,不斷認識城鄉關系、認識人與自然關系,不斷賦予城鄉發展在空間格局、產業布局、經濟結構以及城鄉地域空間行為主體生產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綠色意蘊,豐富了新時代城鄉融合的綠色化邏輯。第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決定了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路徑”。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不斷滿足城鄉居民對優質生態產品和良好生態環境的公共需求,是由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決定的?傊,超越城鄉生態分離分治、打通城鄉融合發展綠色通道、補齊城鄉生態文明制度短板、構建城鄉融合綠色發展框架,已成為新時代形成以綠色發展為導向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關鍵舉措。

      學術界對城鄉綠色發展的探討基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全球性和公共性生態問題而興起。就國外而言,早在19世紀中后期恩格斯就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只有通過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6]進入20世紀后,工業文明主導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傳統現代化模式造成了持續半個世紀的“八大公害事件”,人們在反思傳統經濟模式的同時逐漸認識到“經濟發展問題與環境問題是不可分割的”[7],“投資自然資本可以增進供給”[8];“‘工業社會應超越狹隘的利潤最大化目標”[9]5,“經濟學理應致力于生活品質的改善”[9]285,“在評估發展的價值、效率以及成本與效益時,必須將環境標準整合進來”[9]7,在城鄉空間規劃時“整合環境與社會經濟目標”[10],在界定鄉村地域時可以將其看作“在經濟、政治、社會和自然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自律性和個性的完整的地理空間”[11]。就國內而言,主要聚焦三個方面:第一,分離分治框架下城鄉地域空間生態文明建設“分類推進”。一方面立足于鄉村地域空間,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村容整潔”的要求“探索建設生態新農村的新途徑”[12]。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后又圍繞鄉村振興實現鄉村“生態宜居”的要求推進鄉村綠色轉型。另一方面立足城鎮地域空間,提出“生態文明融入新型城鎮化的空間整合策略及技術路徑”[13],通過構建“‘全域生態特色小城鎮”[14]實現“新型城鎮化與生態文明建設協同”[15]。第二,綠色化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協同發展研究。學術界基于“綠色化的定位、內涵、基本路徑”[16],探究“中國‘五化協同發展水平演變”[17],并通過“創新綠色發展方式促進‘五化協同發展”[18]。第三,城鄉融合發展視野下綠色發展研究。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統籌城鄉綠色發展的新階段”[19],學術界越發認識到“生態環境一體化是城鄉發展一體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突破“生態環境在城鄉之間出現的‘二元特征”[20]、建立“城鄉生態型政府”以及借助“法治化治理路徑形成城鄉生態善治關系”[21]將成為中國綠色轉型的基本方向。

      顯然,既有成果為城鄉融合的綠色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研究基礎,但在“城鎮—鄉村”地域空間的共生融合發展過程中實現城鄉整體“綠色變革”仍存在研究空間。當前城鄉關系步入城鄉融合階段,綠色發展已經成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維度。然而,中國綠色發展仍未突破城鄉分治狀態,本文試圖從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之困”和“綠色之路”兩個層面探討“城鎮”和“鄉村”兩大地理空間單元的“綠色共生”和“綠色共進”。

      二、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困境”:現實問題的甄別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伴隨我國從“鄉土中國”走向“城鄉中國”進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我國城鄉居民對美好生活和良好生態的感知指數不斷上升。近年來,城鄉發展過程中因“過度開發”帶來的“生態赤字”和“環境壓力”以及城鄉之間存在的自然資源結構性失衡、經濟動力轉換不足、政府綠色治理滯后、主體生態價值觀虛化、社會生態文明共識缺位等突出問題,不僅給城鄉融合綠色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也極大地影響了城鄉融合發展的質量和成色。

      (一)城鄉綠色發展的“動力轉換不足—經濟結構固化”陷阱

      綠色經濟是綠色發展的物質基礎,綠色經濟體系是建設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選擇。伴隨高質量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經濟發展逐步轉向對傳統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以及走向經濟綠色化變革的轉型之路,實現綠色發展對城鄉經濟結構升級和經濟動力轉換的“問題倒逼”作用日益明顯。然而,動力轉換不足成為推動城鄉綠色經濟發展的現實性障礙。綠色發展的動力支撐不足主要受城鄉綠色金融和綠色科技的制約。第一,綠色金融發展力度亟待提升。綠色金融是推動城鄉綠色經濟發展的動力之源。但受到城鄉發展要素差異和商業利益驅動的影響,“金融”活動與“綠色”責任、“金融”資源與“綠色”投資之間的矛盾突出。特別是在“政府”與“市場”的平衡與博弈中,綠色金融供需脫節、政策保障不足、綠色風險防范機制不健全。此外,綠色投資渠道狹窄也制約著綠色金融的發展壯大,綠色金融主要依賴財政注入,民間社會資本投資明顯不足。據2017年統計,“年末21家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信貸余額8.5萬億元,同比增長17%,占全部信貸余額的9%”[22]?梢,我國綠色金融發展迅速,但所占比重仍較低。第二,綠色科技創新不足?茖W技術綠色化是推動城鄉綠色經濟發展的核心和關鍵,科技“瓶頸”制約城鄉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和層次。由于城鄉傳統產業正處于綠色轉型之中,新的綠色經濟尚未健全,產業綠色化升級短期內難以突破。一方面,綠色技術投入多、要求高、風險大,綠色技術帶來的經濟預期目標難以估量,因此部分地方政府和微觀經濟個體不愿意冒巨大投資風險;另一方面,科技人才是推進城鄉綠色經濟發展的主體和支柱,科技創新體制能夠加快綠色科技創新步伐,但當前城鄉融合綠色發展中城鄉科技人才和科技創新體制雙重匱乏成為主要制約因素。

      (二)城鄉綠色發展的“治理能力低下—制度供給泛化”陷阱

      綠色政治是綠色發展的維護和保障。綠色政治是“綠色之制”和“綠色之治”的有機統一體。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完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度。”[1]17可見,城鄉綠色發展的政治戰略定位已經十分明晰,但目前綠色治理能力不足且制度泛化現象突出。城鄉綠色政治發展不僅制度建設、法律法規、綠色規劃不完善,而且面臨綠色制度體系何以轉變為綠色治理效能的現實困境。第一,城鄉綠色發展政績考核機制亟待完善,治理能力和效能不足。“唯GDP”指標影響下,部分地方“明星企業”頗受政府“重視”,多數不會因環境污染等生態問題而付出嚴重代價。盡管以立法和制度形式扭轉傳統政績觀效果顯著,但這并不意味著治理能力和效能的提升,領導干部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還需提高。短期來看,“運動式”“策略式”治理仍占上風,法治化治理有待加強和鞏固。第二,城鄉綠色經濟制度羈絆。綠色經濟制度是建立在城鄉綠色經濟基礎之上的綠色規則集合體。制度理念模糊導致制度設計缺少“激勵性”“指導性”,更多表現為“強制性”。綠色產權制度也不夠細化、綠色產權界限模糊。雖然環境權益交易等政策體系日益健全,但政策的長效機制、作用空間、調控范圍及供給力度方面略顯薄弱。第三,城鄉綠色法律法規存在漏洞。綠色發展法律法規涉及領域廣泛,存在對綠色發展重復性規范情況,日益泛化的制度供給與亟待細化的法律漏洞并存,缺乏關于城鄉融合綠色發展相關法律規范。第四,城鄉綠色規劃統籌難以協調。盡管《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已發布,但目前黨和國家還未制定一個具有“多規合一”性的統籌城鄉融合發展的國土空間頂層規劃,這就導致城鄉融合發展的地方實踐出現城鎮綠色轉型與鄉村綠色變革不銜接、不協調問題,極大弱化了國土空間整體綠色治理能力。

      (三)城鄉綠色發展的“生態文化滯后—生態倫理虛化”陷阱

      綠色文化是綠色發展的精神支柱。城鄉綠色發展的文化引領日益增強,但生態文化和倫理的滯后與虛化亟待改觀。其一,城鄉綠色文化產業發展不均衡。綠色文化資源事關城鄉綠色文化產業持續發展能力、生態文化的培育、生態倫理的塑造,然而城鄉間綠色文化資源和產業的分配不合理強化了生態文化價值觀虛化和失衡現狀。一方面,鄉村天然的綠色文化資源較為豐富,但缺乏先進文化產業發展理念、科學技術及資金人才支持而導致綠色文化資源分散化、利用率較低且文化產業發展緩慢,缺乏生態文化和生態倫理培育的土壤;另一方面,城市雖具備科學技術和人才優勢,文化產業發展迅速,但城市綠色文化資源相對匱乏導致后勁不足從而制約其長遠發展。其二,綠色文化教育功能發揮不到位。生態思想培育是綠色行動的前提和先導。然而,當前城鄉居民在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沖擊下,從城市到鄉村,生態價值倫理缺失、物質利益過度追求、綠色教育不足造成綠色文化走向貧乏。特別是鄉村居民由于綠色文化水平相對偏低和綠色宣傳教育不到位,其對綠色文化觀念沒有深刻的理解和認識,造成鄉村居民“邊緣化”傾向,尤其在“重經濟,輕綠色”觀念影響下,鄉村文化產業發展過程受阻。此外,市場經濟的沖擊和綠色教育的失靈也使城鄉綠色道德滑坡,部分地區消費市場存在企業虛假宣傳“綠色”產品現象?傊,城鄉生態文化價值觀的弱化和虛化使內生型綠色發展動力不足。

      (四)城鄉綠色發展的“主體認知差異—社會共識分化”陷阱

      綠色社會是綠色發展的空間載體。城鄉融合的綠色發展是城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同步推進過程。城鄉社會行為主體生態文明觀塑造和綠色發展理念的樹立,對提升城鄉融合綠色轉型、實現城鄉社會公眾將綠色“理念”轉化為綠色“行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場化邏輯的沖擊和社會階層日益分化導致社會主體的認知差異化和異質化,使得社會共識出現分化以及社會主體行為離散化。第一,城鄉公眾對綠色發展的認知差異導致社會主體參與綠色治理的“廣度”“深度”有限。綠色發展共同體和美好生活的建構只有在綠色社會共識的指引下通過凝聚社會主體力量才能得以實現。然而,當前城鄉居民的生態環境權益尚未獲得充分保障,公眾知情權和參與權沒有充分體現且溝通表達機制不暢。公眾參與環保“行動力”不足,存在“抱怨頻繁,行動遲緩”現象,一方面城鄉居民急切要求改善生態環境,另一方面卻對生態環保行動采取消極態度,意識與行為脫離。第二,城鄉綠色價值觀落實不到位和不精準導致認知偏差和共識分化。社區基層單位及企業開展綠色價值觀宣傳形式單一,政府主導色彩濃厚、傳播平臺建設緩慢、溝通交流機制尚未形成“連貫性”“常態化”及大眾化語言形式的缺場導致公眾對綠色價值觀接受度存在差異。政府主導的“潮涌式”環保宣傳方式更是與綠色社會發展實踐指向相背離。第三,城鄉綠色生活方式及踐行手段缺乏科學性。“綠色發展維度”和“人的主體維度”寓于綠色生活方式中。社會共識的達成需要與綠色生活方式相承接,但“非綠色化”生活方式會進一步削弱綠色社會主體力量的凝聚,從而加劇社會共識分化。

      (五)城鄉綠色發展的“發展目標扭曲—生態環境高壓”陷阱

      綠色生態是綠色發展的天然屏障和環境依托。誠然,近年來城鄉綠色發展成就值得肯定,“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生態修復工程、環境治理體系建設成績斐然。但城鄉綠色發展仍處于環境高壓態勢,環境質量底線、生態保護紅線、資源利用上線仍然不斷被突破進而導致在綠色實踐進程中發展目標出現扭曲。一是城鄉綠色生態環境建設形勢嚴峻。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使城鄉綠色發展出現“內卷化”怪象,這就從客觀上對保證能源資源安全以及環境承載力形成巨大壓力。如,2016年全國環境治理投資總額9219億元,而2017年為9539億元[23]87;2013年全國農業化肥使用量為5911.9萬噸,而2017年仍高達5859.4萬噸[23]135;城鄉普遍存在的大氣、固體廢棄物和水污染也面臨惡性循環。城鄉的突出綠色困境表明生態紅線的“硬約束”仍需筑牢。此外,部分城鄉地區非人為因素引發的環境治理風險也會加劇環境高壓態勢甚至制約發展目標的實現。二是城鄉發展目標扭曲。發展目標的離心化主要表現在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及忽視高質量要求,從而背離“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辯證邏輯,導致畸形發展。盡管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體系、體制機制作出了明確規定,但部分地區卻披著城鄉融合“外衣”過度擠壓城鄉綠色空間和汲取生態環境要素以追求短期經濟效益,進而導致經濟發展失衡,偏離城鄉融合的綠色“銜接通道”。

      三、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路徑”:多重層次的集成

      盡管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逐步從“城鄉統籌”走向了“城鄉融合”,但仍走的是一條外部驅動型發展道路。因此,走出一條城鄉融合的內生型發展道路,可能是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可行路徑。為此,需要建構“規劃—主體—產業—空間—制度”多層次協同的城鄉融合發展的“內生型—綠色化”集成路徑,才能有效提升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整體質量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社會—生態”整體效應。

      (一)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化規劃引領

      綠色發展要以綠色規劃為先導,而綠色規劃則需要在遵循綠色發展理念、原則和目標前提下堅持“誰來規劃”“為誰規劃”“如何規劃”“如何評估規劃效果”等技術規程。顯然,推進城鄉融合的綠色發展要以城鄉融合為目標、以綠色化規劃為引領,并把綠色發展的理念、原則、目標融貫于城鄉兩大空間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城鄉融合的綠色發展規劃一要堅持黨的領導,要把黨和國家關于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的戰略要求全面體現于綠色規劃的整個技術規程;二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把滿足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和良好生態產品需要作為綠色規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綠色發展規劃不僅要體現黨和國家發展戰略的全面性要求,又要兼及城鄉融合發展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領域以及城鄉各類和各級主體功能區域。從城鄉融合的經濟之維來看,綠色規劃應以建設現代化的綠色經濟體系為核心和關鍵,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導向;從城鄉融合的政治之維來看,綠色規劃應以堅持建設綠色政治和生態型政府為保證,實現蘊含著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原則、理念、任務、舉措的中央政府頂層設計與地方政府具體規劃有效銜接;從城鄉融合的文化之維來看,綠色規劃應以綠色文化為重要內容,以此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智力支撐和文化氛圍;從城鄉融合的社會之維來看,綠色規劃應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社區、綠色社群、綠色社會作為重要載體,在全社會形成綠色化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從城鄉融合的生態之維來看,綠色規劃應以國土空間為載體依托,以建設城鄉國土空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生態格局。由此,城鄉融合的綠色經濟、綠色政治、綠色文化、綠色社會、綠色生態共同構成了城鄉融合的綠色規劃五個層面,只有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建設生態型政府、形塑生態型文化、形成綠色化生活方式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五大目標作為城鄉融合的綠色規劃發展導向,才能從頂層規劃維度為提升城鄉融合發展整體質量提供先導性條件(見圖1)。

      (二)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化主體培育

      城鄉融合的綠色發展離不開行為主體培育。綠色發展主體主要涉及黨委、政府、企業、公眾和社會組織。綠色發展主體的多樣性決定治理實踐的復雜性,因此各主體的協調配合度會直接影響綠色治理的實踐進程和方式選擇。綠色治理是各個要素、系統、子系統以行為主體為中心的綜合體且涵蓋不同的構成要件,因此需協調和優化綠色發展主體以增強整體聯動效應和自我協調能力進而形成協同共治新格局。第一,城鄉綠色治理格局的主體多元化。政府應在黨的統籌下行使職能,正確發揮政府和市場在城鄉生態資源配置中的各自優勢,解決生態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現狀。政府應引導公眾和社會組織發揮監督作用以規范企業行為,同時為之積極創造良好環境和條件參與綠色治理過程。多元主體治理旨在克服過去政府角色的錯位及越位、企業角色的缺位、社會公眾角色的邊緣化困境。第二,城鄉綠色治理格局的方式多元化。除傳統“命令—服從”式的行政管理外還需通過“溝通—協商”推進綠色發展,借助城鄉居委會的組織力和號召力鼓勵城鄉居民參與綠色環保和踐行綠色生活方式,實現“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綠色互動。第三,城鄉綠色治理格局的渠道多元化。政府應定期依法公開城鄉區域環境信息,為企業、公眾和社會組織參與綠色環境治理提供便捷途徑。同時,應搭建與社會各界“溝通—協商”長效機制,進而保證其參與政府規劃和項目的制定和執行,營造良好的城鄉綠色發展氛圍(見圖2)。

      (三)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化產業升級

      城鄉融合的綠色發展關鍵在于綠色化產業支撐。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24]這表明了產業升級對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性,產業系統是聯結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紐帶。當前,傳統產業升級必須從人才、資金、技術、政策四大要素切入實現產業模式綠色化。第一,注重基礎研究,構建綠色科技人才體系。第二,搭建完整的城鄉綠色金融市場體系。綠色金融作為系統工程需協同合作,所以需建立跨城鄉的相關協調領導小組以形成“供給—需求—保障”為一體的綠色金融體系。通過發展綠色銀行、設立綠色基金、完善綠色保險、搭建綠色項目融資平臺來緩解“金融”和“綠色”之間的矛盾。第三,提升城鄉綠色科技水平。綠色科技是推動城鄉融合綠色發展的重要動力,它從“生態—經濟—社會”的系統高度來統籌技術創新從而實現生態綜合效益最大化。一方面,要加強綠色科技保護,在《專利法》中增加“綠色性”審查標準,針對不同行業的“綠色性”技術規定進行分類和細化;另一方面,要完善綠色生產技術體系,使產業鏈從中低端邁向高端。第四,建立健全城鄉綠色產業和綠色環境政策體系。通過綠色化的產業升級改造及相互交融發展,在城鄉綠色融合基礎上進行結構優化和功能整合進而形成新的城鄉綠色“生產—生活—生態”一體化產業群,改變過去城鄉“產業分割”局面,打造綠色化“三鏈融合”(價值鏈、創新鏈、產業鏈)和增強綠色發展“硬實力”以實現生態、經濟、社會效益統一,服務城鄉綠色崛起(見圖3)。

      (四)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化空間營造

      城鄉融合的綠色發展需要營造綠色化空間。近年來,工業化和城市化擴張速度超過城鄉居民對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的合理需求。城鄉生產空間統籌不足、生活空間急劇擠壓、生態空間過度開發導致城鄉區域環境風險加劇。為此,需從空間營造和優化重構的思路出發,科學設計城鄉空間的技術路徑,通過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助推城鄉各地域空間結構共生。同時,對城鄉地域之間“三生”空間進行整合,進而實現城鄉綠色協同共進目標。綠色發展空間的匹配性和時間的持續性要求在綠色空間營造中注重城鄉共生空間的要素整合。城鄉相關責任部門要充分運用區塊鏈、大數據等技術將人口、資源、環境、信息等“特色要素”進行集聚統籌。充分挖掘和運用大數據的價值,將大數據的理念與城鄉綠色發展相融合,在優化資源高效配置的同時有效降低生產和消費端成本,為產業升級和消費轉型增添新動能。此外,在城鄉區域內設立統一的高端綠色技術信息服務平臺,依據綠色經濟運行目標以及規劃構建區域相關產業、科研院所等基本信息數據庫,便于各行為主體及時掌握科研動態、政策信息、先進技術等,達到信息“共建、共治、共享”目標。建立“智慧城鄉”空間,打造城鄉“生產圈—生活圈—生態圈—信息圈”為一體的空間格局,實現城鄉綠色發展的智能化、專業化和系統化,營造城鄉人人享有的“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及“共生環境”的綠色發展空間(見圖4)。

      (五)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化制度銜接

      新時代城鄉融合綠色發展需要推進綠色化制度體系建設,特別是加強綠色化制度的銜接。綠色化制度體系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兩個層面:既要完善包括法律法規在內的正式的強制性制度體系,又要加強和完善包括生態文明教育、綠色發展理念宣傳等非正式的引導性制度體系,以此實現正式的制度體系和非正式的制度體系相輔相成,共同為城鄉融合的綠色發展打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合理的制度結構以及銜接的制度體系。就正式制度而言,一要加強城鄉綠色法律法規建設。政府要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要加強立法,制定城鄉綠色融合相關法律法規;要嚴格執法,建立環境合作執法機制以提升執法效率;要公正司法,檢察機關要加強對生態環境破壞案件的監督力度;要自覺守法,城鄉各行為主體要自覺遵守相關法律規范。二要加強城鄉綠色金融制度建設,進一步完善綠色股票、綠色債券、綠色基金制度等。三要加強城鄉綠色產權制度建設,著重從界定綠色產權和增強產權流動性入手進行制度創新。四要完善城鄉綠色監管制度,加大行政問責。五要完善城鄉生態補償制度,政府要積極探索建立多層次和立體化生態補償政策和制度體系,就非正式制度而言,一要加強城鄉綠色文化教育。借助城鄉區域文化館、圖書館等載體,將綠色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建設具有豐富綠色文化品質的美麗城鄉;建立統一的城鄉綠色文化產業領導機構,制定綠色文化產業戰略;培養高素質的城鄉文化人才隊伍和統一規劃人才資源;加強宣傳教育以擴展綠色文化傳播面。二要加強城

      圖5 城鄉融合發展的制度銜接體系綠色化路徑

      鄉綠色道德引領。學校應在學科設置以及綜合實踐中進行生態道德引導和發揮主陣地作用,強化

      人文關懷。政府部門、社會團體應大力對生態道德進行普及和宣傳,強化“生命共同體”意識,增強“內生型—綠色化”動力。此外,還需根據不同時期和階段建立懲罰、激勵、約束為一體的實施機制,確保各項制度相互銜接和貫徹落實(見圖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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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綠色困境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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