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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律適用與完善建議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知識產權論文發布時間:2021-03-01 08:48:42瀏覽:1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最新修正案相繼正式頒布,我國知識產權領域全面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已成既定事實。筆者建議在擱置理論爭議的同時

       [摘 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最新修正案相繼正式頒布,我國知識產權領域全面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已成既定事實。筆者建議在擱置理論爭議的同時,應理性思考和深入探討其整體制度的規范設計,特別是如何在司法實踐中使之有效落實運行。在對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立法和司法現狀進行梳理、分析的基礎上,對目前的司法適用困境進行分析,并對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律適用提出具體完善建議,從主觀要件和客觀方面厘清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條件,提出完善侵權損害舉證規則,合理確定賠償數額,去除法定賠償對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發展所造成的阻礙,以保障知識產權懲罰性制度能夠在我國落地實施。

      [關鍵詞] 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法律適用

      [中圖分類號] D92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672-4917(2021)01-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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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淮法治》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積極推進機構基礎設施。 在健全機構工作機制、改善干部結構的新政協朋友、建立政協書畫院和文史工人聯誼的全市率先建立政協網站和政協局域網,編輯實現文件網上傳輸的委員聯絡手冊。

      一、問題的提出

      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作為源起于英美法系的一項集補償、懲罰、威懾和激勵功能于一體的制度,在給予被侵權人充分補償的前提下,通過責令侵權人承擔超過被侵權人實際損害范圍的賠償金額,對惡意侵權人施以嚴厲制裁的同時,起到了鼓勵被侵權人積極維權的目的。隨著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其功能內涵在不斷地豐富,適用范圍也逐漸拓寬延伸至知識產權領域。近年來,我國法學理論界對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研究興趣與日俱增。在中國知網以“懲罰性賠償”為關鍵詞索引得到的文獻資料是3 730篇,其中以“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為主題的文獻有757篇,而2019年以來發表的論文占了147篇。早期的研究成果更多關注的是我國應否引入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自20世紀90年代我國立法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起,學者們就對懲罰性賠償的“功過是非”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反對將懲罰性賠償制度運用在民事領域的學者指出,“懲罰”性質的措施是地位不平等的主體之間才能實施的,在公、私法相分離的社會,私人不應代行國家機器的職能[1]。在知識產權立法層面,我國的權利保護機制已經相對完備,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并非解決“賠償難”問題的最佳路徑,加強嚴格執法、加快轉變司法理念才是“正道”[2]。

      筆者針對上述反對意見做出如下回應:首先,公法與私法界限日益模糊是當今法律發展的大趨勢,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在私法領域引入具有公法性質的政策反而能夠加強對私權的保護。我國立法雖在總體上受大陸法系影響頗深,但在知識產權領域也吸收和借鑒了英美法系國家的有益經驗,如臨時禁令制度、專利等同原則等,因此,我國知識產權法進一步兼收并蓄英美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并不會造成過多的不適;其次,由于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存在取證困難、損失難以計算等特點,使得被侵權人在維權過程中不得不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承擔高昂的調查費用,最后在實際判決中卻難以獲得足額的補償。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出發,侵權收益大于侵權成本無疑助長了侵權行為的肆虐,維權成本過高又將導致司法救濟的疲軟。一方面,在當前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預防不力的情況下,考慮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可能存在的“副作用”未免有些過慮;另一方面,懲罰性賠償可以提高人們對司法救濟的期待值,以鼓勵權利人積極主動維權,發揮制裁違法行為的作用。最后,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有助于社會民眾提升尊重他人知識產權的意識,通過向人們警示侵權所具有的經濟風險,降低侵權概率,甚至可以促進知識產權交易[3],這一功能顯然是補償性賠償所不具備的。

      無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懲罰性賠償都是一項爭議不斷的制度,學者們對其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也提出了更多迥然不同的見解甚至是困惑。伴隨著信息技術的更新迭代及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新問題為知識產權立法和司法帶來諸多難題和挑戰。我國有關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固然有受到應對中美貿易談判等因素的影響,但在知識產權立法層面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已是既定事實。對于我國是否應該在知識產權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大多數學者表達了肯定和支持的態度

      從懲罰性民事責任與刑事相協調的角度出發,馮曉青教授主張對處于罪與非罪模糊地帶的侵權行為,以民事經濟懲罰手段代替刑罰,有助于實現知識產權侵權領域“輕刑化”,維持刑法的謙抑性,建立恢復性司法理念,從而體現重視個人價值與權益的人文主義精神。

      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將我國是否引入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理論爭議暫予擱置,理性地思考和探索如何進行制度規范設計,在司法實踐中使之有效落實運行,更好地發揮其遏制侵權、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無疑是目前更應關注和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本文在對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立法和司法現狀進行梳理、分析的基礎上,對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司法適用困境進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議。

      二、域外經驗借鑒及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律適用現狀

      對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司法實踐現狀進行分析的前提和基礎是要在借鑒國外有益經驗的基礎上對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立法狀況予以梳理。

      (一)域外經驗借鑒

      1.德國

      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的代表,德國在侵權損害賠償中堅持填平原則,適用補償性賠償而排斥懲罰性賠償制度。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通過完善賠償額計算的精細化裁判,對嚴重的侵權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等方式實現對權利人的救濟[4]。雖然近些年來,這種態度似乎有所松動,正如有學者指出:德國法院常常在司法實踐中將懲罰性因素加入包括知識產權侵權的損害賠償判決中,且這種“例外”的運用范圍十分廣泛[5],但在德國現有知識產權立法中,仍然不存在明確的懲罰性賠償條款。

      2.美國

      雖然美國學者和法官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合理性褒貶不一,但并不妨礙其廣泛適用及不斷完善。在知識產權領域,美國較為全面地確立了懲罰性賠償制度。

      美國專利法的“三倍賠償”最初見于1793年美國《專利法》,后歷經多次修改,1952年美國《專利法》第284條確定了懲罰性賠償的基數標準和倍數標準,但并未規定具體適用條件,而是由司法判例逐漸確定了更為成熟、精細的裁判規則。2007年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在In re Seagate案In re Seagate Technology,LLC,497F.3d1360(2007).中確立了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客觀標準:第一步由專利權人提交“清楚且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的證據,以此審查被訴侵權人是否在客觀層面實施了魯莽(reckless)行為;第二步需專利權人舉證證明被訴侵權人在主觀層面明知或應當知道存在侵權風險。2016年,最高法院通過審理Halo案Halo Electronics,Inc. v. Pulse Electronics,Inc.,136S.Ct.1923(2016).和Stryker案Stryker Corp.v. Zimmer,Inc.,782F.3d649 (Fed.Cir.2015).推翻了此前確立的門檻較高的證明標準,賦予地區法院更多關于專利侵權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

      關于商標法中的三倍賠償,美國《蘭哈姆法》第35條(a)款規定,“法院在評估損害時,可根據案情作出高于實際損害額的判決,但不超過該數額的三倍。如果法院認為基于收益的補償數額不足或過多,法院可根據案情酌情作出法院認為公正數額的判決”。同時又指出“在上述任何情況下的數額均屬補償,而非處罰”,因此這一規定并非懲罰性賠償責任條款。而對于故意使用仿冒商標的行為,該法第35條(b)款規定,法院應當判決侵權人按照侵權獲利或實際損害金額(選其中數額較大者)的三倍進行賠償,并包括合理的律師費。

      美國于1979年頒布《統一商業秘密法》作為各州商業秘密保護的示范法,其中第3條(b)款規定:“如果有故意和惡意侵占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存在,則法院可根據(a)款規定,判決不超過兩倍的懲罰性賠償金。”由于《統一商業秘密法》非真正意義上的聯邦統一立法,各州在司法實踐中的裁判標準仍存在較多差異。為加強對侵害商業秘密案件的民事救濟,美國眾議院于2016年通過了《商業秘密保護法案》,當中也制定了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如果商業秘密系被蓄意或惡意不正當使用,法院可按實際損失加不當獲利或合理許可費用的數額確定損害賠償金額,判決侵權人賠付最高不超過其兩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且賠償勝訴方所支付的合理律師費。

      對于侵害版權行為,美國《版權法》第504條(b)和(c)兩款分別規定了實際損害賠償金和法定賠償金,其中第504條(c)款第(2)項明確規定:若查明侵權是故意的,法院可行使自由裁量權增加裁定的法定賠償金的數額,但不得超過15萬美元[6]。這是在將侵權行為的后果、侵權人的主觀心態以及威懾其他潛在侵權人的必要性等因素納入考量的情況下判定賠償金額以實現公平目的[7]。多數學者認為該條款是通過提高法定賠償的數額體現其所具備的懲罰、遏制和威懾故意侵權的功能,在性質上屬于特殊形式的懲罰性賠償。

      3.其他英美法系國家

      作為懲罰性賠償制度起源地的英國,在《1988年版權、外觀設計與專利法》第97條和第229條分別針對版權侵權行為及外觀設計侵權行為作出規定:法官可出于個案公平的考慮,根據侵權行為的公然性(flagrancy)及侵權人因侵權行為所獲利益,判令侵權人承擔額外賠償(additional damages)責任。這兩個條款雖未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進行明確界定,但有學者認為以侵權惡劣性為適用前提的額外賠償能導致最終判處的賠償額超過實際損失,事實上具有懲罰性賠償性質[8]。

      在其他英美法系國家,如澳大利亞,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較為普遍,其適用范圍也延伸至知識產權領域。眾議院審議通過的《2006年知識產權法修正案》對相關部門法進行了大幅度修改,其中便增加了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規定。該法案表明,法院在審理專利侵權案件時可針對故意侵權行為施以懲罰性制裁,即法院確定賠償數額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侵權行為的惡性程度以及侵權人在被告知侵犯專利權后的行為。

      加拿大最高法院規定可在任何惡劣的、應受譴責的、有預謀的侵權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但將其適用范圍限定在損害賠償和額外補償都不足以實現懲罰和預防目的的情形[9]。加拿大《版權法》第38條規定,法院應根據各案具體情況裁定法定賠償數額,考慮的因素包括侵權行為的主觀心態、當事人在訴前和訴中的行為、遏制其他侵權行為的必要性、侵權目的及其對原告造成的影響、裁決可能給被告造成的困難等因素。同時亦規定法定賠償的適用不影響版權人可能獲得的示范性或懲罰性賠償(exemplary or punitive damages)的權利,換言之,懲罰性賠償和法定賠償可以在侵權案件中同時適用。

      (二)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之立法現狀

      在借鑒域外有益經驗的基礎上,我國于2013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以下簡稱《商標法》)進行第三次修訂時,首次在知識產權立法中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

      《商標法》(2013年修訂)第63條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賠償數額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2019年再次修訂《商標法》時,為加大對惡意侵權行為的打擊力度,又將懲罰性賠償的倍數限度提高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在商業秘密保護方面,2019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以下簡稱《反不正當競爭法》)同樣也提高了法定賠償的最高限額并增加了相應的懲罰性賠償條款,規定“經營者惡意實施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經營者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2014年《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引入了懲罰性賠償條款,當時有少數學者認為此“加重賠償”的初衷在于補償與預防,并不追求懲罰目的[10],但多數學者指出上述修訂即為新增的懲罰性賠償條款。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關于修改著作權法的決定,最新公布的《著作權法》對懲罰性賠償的具體規定是:對故意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情節嚴重的,可以按照《著作權法》第54條所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給予賠償。

      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關于修改《專利法》的決定,《專利法》最新修正案采納了《專利法》(草案二次審議稿)中關于懲罰性賠償的修改意見

      《專利法》(2020年修訂)第71條規定:“對故意侵犯專利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

      為實現對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統一規范,提高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層級,我國《民法典》對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做出了一般性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85條規定:“故意侵害知識產權,情節嚴重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三)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司法適用現狀

      我國《商標法》2013年修訂時正式引入的懲罰性賠償制度自2014年5月1日起實施,迄今已六年有余,該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狀況如何?某課題組通過對數萬份案件進行檢索和分析,發現僅有111份判決的“法院認為”部分提及“懲罰性賠償”,其中有33份判決明確適用了懲罰性賠償條款,僅占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件的6.5‰[11]。筆者在北大法寶網站以“侵害商標權糾紛”為案由進行檢索,時間跨度為2014—2020年,共顯示有55 270份判決書,其中原告在訴訟請求中明確要求被告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的有286份;法院對此主張有所回應的37份判決中,其中20個案件法官以“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以及商標許可使用費的數額均無法查明”為由判決適用法定賠償,占比接近60%;7個案件因原告證據薄弱、舉證困難等無法證明侵權人具備“惡意”的主觀心態及侵權行為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認定該案適用懲罰性賠償依據不足;最終僅有5份判決支持了原告要求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張。

      由此可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遭遇了困境,實際效果遠未達到立法者的預期。雖然在立法層面一再試圖加大對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但遺憾的是,多年來我國法院卻極少適用商標侵權的懲罰性條款。直至2019年9月,上海首例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案件才得以在浦東法院宣判,繼而江蘇省高院于2019年12月,在“小米訴奔騰案”中第一次明確適用了懲罰性賠償制度,該案也成為迄今為止懲罰性賠償判賠金額最高的商標侵權案件。2020年3月,杭州互聯網法院也在“抖音”商標侵權案中做出了懲罰性賠償判決。通過閱讀裁判文書,筆者發現在已判定適用懲罰性賠償責任的案件當中,各地法院采納的判賠標準其實并不統一。

      三、探析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司法適用困境

      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所遭遇的司法適用困境主要體現在懲罰性賠償條款適用條件模糊及懲罰性賠償數額的計算基數難以確定兩方面。

      (一)懲罰性賠償條款適用條件模糊

      我國立法關于商標侵權和商業秘密領域的懲罰性賠償條款雖分別將其適用條件限定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經營者惡意實施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情節嚴重的”,但何為“惡意”和“情節嚴重”,未有司法解釋予以進一步闡述,導致法院審判此類案件缺乏統一規范,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現象。

      侵權法中“行為人的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惡意”并非法律規范用語,從字面意思理解,“惡意”的主觀過錯程度應高于“故意”,但二者的界限模糊不清、難以區分,在理論和實務中極易引發分歧。有人將“惡意”解釋為具有惡劣性、在道德上應受譴責性的故意,不包括重大過失和簡單的明知侵權[12];有人則認為主觀“惡意”包括故意和重大過失兩種[13]。在實踐中,各地法院對如何認定“惡意侵權”亦持尺度不一的標準。至于何謂“情節嚴重”,有人認為其不僅包括主觀上的情節嚴重,也包括客觀上的情節嚴重,只要侵權人滿足兩者之一即應適用懲罰性賠償[14]。還有觀點認為,懲罰性賠償適用與否和案件的損害結果具有直接關聯,故“情節嚴重”應解釋為“侵權行為情節嚴重”更為恰當[12]。另有學者指出,案件情節是否達到“嚴重”程度需要結合侵權人的具體行為表現、侵權后果等多方面進行綜合分析[15]。凡此種種,確實有些混亂。

      (二)懲罰性賠償數額的計算基數難以確定

      涉及懲罰性賠償的數額計算問題,首先應當確定的便是計算的基數標準。參考美國判例來看,根據“比例性原則”確定懲罰性賠償數額的判例居多,具體做法是:在確定懲罰性賠償額之前,應先確定補償性損害賠償額,再以該數額的法定、合理倍數確定懲罰性賠償數額[16],我國法院也采納了這一做法,F行據以確定補償性賠償數額的計算方式分別為:權利人因侵權遭受的實際損失、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參考權利許可使用費和法定賠償,其中法定賠償被排除在懲罰性賠償計算基數之外,地位相對獨立。然而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長期存在著“法定賠償泛化”的問題,以“法定賠償”作為判賠標準的案件占據了絕大多數,而其他三種判賠標準適用率極低。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關于如何計算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的規定大致相同:實際損失=權利人因侵權所造成產品銷售減少量/侵權產品銷售量×該產品利潤。由于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具有隱匿性強、持續時間長、地域跨度廣的特點,權利人在通常情況下可舉證證明現有的侵權事實,卻難以追溯至侵權行為開始的具體時間,進而精確地計算實際損失。在市場經營活動中,影響產品銷量的因素較為復雜,包括市場行情、競爭程度、營銷方式、價格波動等不確定因素,權利人難以證明自身營業收入減少與侵權行為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而在權利人產品銷量沒有減少的情況下,權利人更是無從證明侵權行為真的給當事人造成了損失[17]。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它能為企業帶來的現實價值體現在多個方面,侵權后果不僅僅表現為現有商品銷量的降低,侵權行為若造成權利人的商標淡化、商譽貶損、公眾信賴度降低等后果,將對權利人的預期利益造成持續性損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上述系列司法解釋,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利益的計算方法可總結為:侵權人所獲利益=該侵權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總數×侵權產品的利潤。其中“利潤”應如何選取,《專利法》與《商標法》的規定略有不同,對于一般的專利侵權行為,按照侵權人的營業利潤計算,對于完全以侵權為業的侵權人,按照銷售利潤計算;侵害商標權所獲得的利益以該商品單位利潤計算,該利潤無法查明的,可按照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計算。由于用以證明產品生產、經營的賬簿、數據等證據都掌握在侵權人手中,權利人通常難以獲得,而出于逃避法律責任的心態,侵權人一般不愿意提交真實、完整的財務資料,甚至在實踐中,法官在審判中要求被告提供相關數據,侵權人卻以信息涉及公司商業秘密為由拒絕提供。有時,即使侵權人提供了銷售數額、交易記錄和利潤率等材料,法院也以材料系單方制作,無法確認該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為由不予采納。此外,侵權人通常從實施侵權行為之始便能盈利,而權利人往往在侵權范圍、影響較大時才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權益遭受了侵犯,維權時機的滯后無疑增加了證據滅失、損毀的概率,權利人證明侵權人實際獲利的難度大大增加。當侵權人預測的賠償額低于侵權獲利時,因牟利空間仍然存在,侵權人可能選擇繼續實施侵權。在現實生活中,知識產權并不是經營涉案產品/服務產生利潤的唯一指標,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在侵權人實現產品整體利潤中所做出的貢獻不僅是有限的,而且是存在較大差異的。各地法院陸續出臺的指導性文件也明確了法院在按照侵權人所獲利益確定賠償額時,應當合理界定該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及其貢獻率,同時因其他因素獲取的利益也應從產品整體獲利中扣除,故對于法官而言,按照侵權獲利計算賠償額的另一大難題就是如何確定涉案知識產權對侵權獲利的貢獻率。

      許可使用費能夠較為直觀、具體地體現知識產權所具有的預期利益或市場價值,故可以作為侵權損害賠償的依據,相較于前兩種基數的難以確定,參照許可使用費似乎是一條更加簡易快捷的判賠路徑,但從司法案例的數據來看,法院參照許可使用費確定賠償數額的案件也較為鮮見。采用這一方式確定賠償額的前提在于明確一個具體且合理的許可使用費用,法院會綜合許可使用合同訂立的時間、是否實際履行、能否提交相關支付憑證、合同主體是否存在特定關聯等方面進行認定,但當事人往往無法提供完整的證明材料來說明涉案許可使用費的具體計算標準,無法使法官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此外,法官考慮到不同地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公眾消費水平以及行業發達程度存在較大差異,認為涉案合同難以互相借鑒,缺乏現實參考價值,不宜直接參照合同數額確定賠償金,僅能將其作為考慮因素之一?梢,以上種種嚴苛條件的限制導致許可使用費在確定損害賠償數額時也難以派上用場。

      在案件審理中,大部分當事人要么難以達到上述三種賠償計算方式所要求的證明標準,只能同意法院按照法定賠償計算賠償金額,要么干脆怠于舉證,直接請求法院適用法定賠償條款。對于法官而言,在當前案件數量激增、審理時限、審判質量等多重壓力之下,基于提高辦案效率、追求穩妥的考慮,法官更愿意選擇法定賠償方式也并不意外。

      四、完善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法律適用的具體建議

      (一)構成要件的認定

      1.主觀要件

      為更好地協調知識產權各部門法之間的關系,我國《民法典》確立了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一般條款,但目前來看,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構成要件上并未適用統一標準,主要表現為主觀要件方面!斗床徽敻偁幏ā泛汀渡虡朔ā芬笄謾嗳酥饔^上達到“惡意”的程度,而《專利法》和《著作權法》中寫的是侵權人“故意”侵權,那么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觀構成要件究竟應當為“惡意”還是“故意”呢?有學者主張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應統一為“故意”[18],筆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在我國現行懲罰性賠償制度中,“惡意”這一概念已被使用多年,其立法用意在于強調侵權人主觀心態的可責難性,同時限制適用范圍、排除適用的隨意性,其在主觀的嚴重程度上高于“故意”。筆者認為,主觀惡性程度需經客觀行為所體現,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可針對不同類型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通過司法解釋進一步做出詳細規定,將“惡意侵權”之情形具體化、類型化,以統一裁判標準。筆者在閱讀大量裁判文書的基礎上將“惡意侵權”的類型歸納為以下幾種情形:(1)全面模仿權利人的商標、域名、產品、宣傳方式等,企圖混淆、誤導大眾,具有明顯攀附意圖;(2)侵權人收到警告函、簽署和解協議后繼續實施侵權行為;(3)曾被法院判定構成民事侵權或刑事犯罪、受到行政處罰后進行重復侵權;(4)侵權人取得權利人商標授權后,以生產、銷售假冒侵權產品為主要經營活動;(5)侵權人在明知侵權商標因與注冊商標構成近似被駁回注冊申請后,仍繼續使用該侵權商標;(6)考慮涉案商標的知名度以判斷侵權人是否屬于明知故犯。

      2.客觀要件

      至于“情節嚴重”應如何進行認定,筆者認為這屬于客觀行為的評價標準,若認為其涵蓋了對主觀心態的判斷,便與“惡意”的判斷標準相類似,造成無謂的重復強調。侵權行為雖與主觀過錯程度相關聯,但在先已有主觀要件作為評價標準,故侵權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屬于“情節嚴重”,應重點結合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后果進行分析。懲罰性賠償并非一項獨立的請求權,不能與補償性請求權相分離[19],只有那些已經招致損害賠償責任的侵權行為才可能進一步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故懲罰性賠償條款的適用與客觀存在侵權后果具有較強關聯,可納入考慮范圍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1)生產、銷售侵權產品的規模、數量;(2)侵權行為持續的時間跨度、涉及的地域廣度;(3)侵權行為給權利人的商業信譽等造成不利影響;(4)侵權行為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市場交易秩序等公共利益。

      (二)賠償數額的確定

      1.完善侵權損害舉證規則

      司法實踐中,作為懲罰性賠償計算基數的“實際損失”“侵權獲利”以及“許可使用費”數額等難以確定的主要根源在于證據不足。權利人在舉證方面陷入困境的情形相當普遍,如果法院對權利人訴訟證據保全的申請不予支持,權利人幾乎很難再有其他渠道去取得證據。為解決權利人舉證難的現實問題,自2013年《商標法》修訂以來,我國知識產權立法開始對舉證妨礙行為加以規制。判定侵權人在訴訟過程中是否存在舉證妨害行為,對合理分配案件舉證責任至關重要,也是公平公正審理案件的前提。我國民事訴訟中原則上采用的是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有學者提出是否應根據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訴訟中涉及證明對象的特殊性,對其證明標準進行一定的調整,筆者對此的看法是肯定的。從域外經驗來看,美國聯邦巡回法庭近些年通過一系列判例推翻了過去要求權利人提供“清楚的和具有說服力的證據”等高規格證明標準,轉而適用“優勢證據規則”,降低了專利權人的證明標準。美國的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已較為成熟、完善,其有益經驗對于我國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9〕23號)中也指出,法院在認定損害賠償事實時應充分運用邏輯推理、借鑒日常生活經驗,采納優勢證據標準。因此,在能夠認定案件已具備適用懲罰性賠償基本條件的情形下,在認定賠償數額時更不宜采用過高的證明標準。

      2.正確適用酌定賠償制度

      為解決確定計算基數的難題,考慮到知識產權侵權案件舉證困難、舉證不到位的特殊性,有必要適當放棄對損害數額精確化的過分苛求,在給予法官更多自由裁量空間的前提下,強化酌定賠償的適用。所謂的酌定賠償,指“在計算賠償所需的部分數據確有證據支持的基礎下,人民法院根據案情運用裁量權,確定計算賠償所需要的其他數據,從而確定公平合理的賠償數額2013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庭長金克勝在最高人民法院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中國法院網,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10/id/1110984.shtml。”。應在此澄清,酌定賠償是在相關證據不能精準證明受害人實際損失和侵權人所獲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裁量賠償方式,不受法定最低或最高賠償限額的限制?梢悦鞔_的是,酌定賠償是“對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侵權人的獲利的概括計算”,仍屬于懲罰性賠償計算基數的范疇,不能因法定賠償也具有酌定裁量空間而將二者混為一談。

      酌定賠償的適用前提在于運用證據規則,根據具體案情對案件證據進行全面、客觀地審查判斷。在相關案例中,法院結合足以計算賠償額所需的部分數據,在可以確定公司整體營業利潤的情況下,酌定侵權產品營業利潤所占比例;參考涉案產品售價及價格評估報告,酌定單位利潤率以合理確定賠償數額等等。正確適用酌定賠償制度有助于積極引導法院盡可能選擇實際受損或者侵權獲利的方法計算賠償額,不因當事人無法提供精細證據而徑直選擇法定賠償,使本應適用的懲罰性賠償最終向法定賠償“逃逸”。

      3.合理確定賠償系數

      我國《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在確定懲罰性賠償的數額時均遵循了“比例原則”,為保持統一和協調,筆者認為在修訂《專利法》《著作權法》中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時亦應遵循此原則,即將補償性賠償額的一至五倍作為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系數標準,在這個范圍內確定懲罰性賠償額,由此對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加以限制。

      法官在判定懲罰性賠償系數時應把握合理限度,將侵權人的賠償能力納入考慮范圍,避免給侵權人帶來不合理的經濟負擔。若法官在適用懲罰性賠償時一味加大懲罰力度,判令侵權人承擔超出其給付能力的賠償金額,使得判賠金額無法切實得到履行,極易導致“空判”現象發生,不僅無法發揮懲罰和威懾侵權行為的同時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的作用,反而可能有損司法權威。除此以外,侵權人是否在此前遭受過行政或刑事處罰也是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承擔民事領域的懲罰性賠償責任固然與刑事罰金、行政罰款互不沖突,但在侵權人就同一侵權行為接受過刑事或行政制裁的情況下,遏制違法行為的目的已經達成,法官可酌情減少或免除懲罰性賠償數額,防止重復懲罰、過度威懾。

      (三)徹底厘清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的界限

      法定賠償,是指法院在認定知識產權侵權人應承擔的賠償數額時,在缺少證據無法查清侵權人實際損失、侵權人所獲利益以及權利許可費的情況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在法定限額內判決賠償數額的方式。我國現行知識產權立法中有關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的規定采取的是分立模式,即二者并列存在、相互獨立,共同承擔損害賠償的功能[20],但在司法實踐中,二者卻;煜磺,甚至被交叉適用,法定賠償成了帶有一定懲罰性因素的賠償方式,這種功能定位不明晰成了阻礙懲罰性賠償制度發展的障礙之一,因此必須厘清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的界限。

      首先,從制度設計層面來看,我國在知識產權各部門法中制定了單獨的懲罰性賠償條款,法定賠償僅是在其他計算方式無法實現的情形下的一種替代措施,本質上應遵守補償性原則。

      其次,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出發,在法院受案數量井噴、審判人員壓力驟增的現狀之下,若承認法定賠償同樣具有懲罰性,在相同情形下法院勢必更易拋棄審判過程復雜煩瑣、判決證成更須充分細致的懲罰性賠償,而以操作簡便、效率更高的法定賠償加以替代,這不僅無益于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懲罰性賠償適用率低的困境,還可能打擊當事人的舉證積極性,助長法定賠償的濫用。

      第三,對侵權人適用懲罰性賠償是比判令其承擔一般民事責任更加嚴厲的一種制裁,故該條款應具備較為嚴苛的前提要求,須謹慎適用。在法定賠償中,“惡意”和“情節嚴重”僅是確定賠償數額可酌情考慮的因素,并非前置的必要條件,將法定賠償納入懲罰性賠償計算基數無疑將不適當地降低懲罰性賠償適用標準,擴大適用范圍。

      最后,司法實踐中法定賠償比例畸高帶來的問題之一是法院的判賠金額遠遠低于權利人的索賠金額。據統計,2012—2015年我國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侵權案件的平均判賠金額分別為2.8萬元、3.2萬元和9.8萬元[21],遠遠低于權利人請求的索賠金額。判賠數額偏低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定賠償并未充分實現填平損失的功能,更不必說發揮懲罰、警示的法律效用了。

      筆者認為,法定賠償應回歸補償性,作為補償性賠償的法定賠償不應作為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因為法定賠償作為對效果事實的酌定,其證明標準相較于懲罰性賠償偏低[22]。將法定賠償排除于基數之外,能夠促使權利人為追求更高額賠償而積極舉證,有利于消除權利人消極舉證的現狀,減輕司法負擔。另外,法定賠償中包含了對主觀過錯及情節程度的評價,在此基礎上再施以懲罰性賠償屬于重復評價,對于侵權人有失公平。

      結 語

      經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我國《專利法》《著作權法》最新修正案于2020年10月17日和11月11日相繼正式頒布,標志著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我國知識產權領域的全面確立,有關是否引入這一制度的爭論已塵埃落定,亟待進一步解決的是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的協調適用問題。只有厘清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的界限,才能去除法定賠償對懲罰性賠償發展所造成的阻礙。筆者認為,首先應當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予以合理限制,把握好“主觀惡性”“情節嚴重”條件的內涵,及時總結司法實踐經驗,使裁判標準更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在確定懲罰性賠償計算基數時,應加強落實舉證妨礙規則,適當調整證明標準,破解現實舉證難題。法院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仍應綜合考慮判決的懲罰程度和可執行性等因素,合理確定賠償系數;最后,需要明確的是,知識產權侵權賠償的原則仍要堅持以填平原則為主,懲罰性賠償為補充。只有在當事人主張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前提下,法院才能進行具體適用?傊,為保障知識產權懲罰性制度能夠在我國落地實施,需徹底解決其所遭遇的司法適用困境。

      [參考文獻]

      [1] 尹志強:《我國民事法律中是否需要導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法學雜志》2006年第3期。

      [2] 張廣良:《懲罰性賠償并非破解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難題的良策》,《中國專利與商標》2012年第1期。

      [3] 錢玉文、駱福林:《論我國知識產權法中的懲罰性賠償》,《法學雜志》2009年第4期。

      [4] 管育鷹:《以完善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精準打擊惡意侵權》,《中國知識產權報》2020年10月28日。

      [5] 袁杏桃:《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正當性基礎與制度建構》,《甘肅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

      [6] 杜穎、張啟晨譯:《美國著作權法》,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141頁。

      [7] 馮曉青、羅嬌:《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研究——人文精神、制度理性與規范設計》,《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

      [8] 蘇和秦、莊雨晴:《商標懲罰性賠償的司法適用及反思》,《電子知識產權》2020年第9期。

      [9] 董春華:《各國有關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比較研究》,《東方論壇》2008年第1期。

      [10] 蔣舸:《著作權法與專利法中“懲罰性賠償”之非懲罰性》,《法學研究》2015年第6期。

      [11]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課題組:《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的制度構建》,《知識產權》2020年第5期。

      [12] 錢玉文、李安琪:《論商標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以〈商標法〉第63條為中心》,《知識產權》2016年第9期。

      [13] 舒媛:《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適用情形研究》,《法學評論》2015年第5期。

      [14] 馬忠法、謝迪揚:《專利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問題研究——以〈專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條的適用為視角》,《武陵學刊》2020年第2期。

      [15] 徐煥然、劉建新:《中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評析》,《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

      [16] 王利明:《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5期。

      [17] 羅亞維:《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條款適用的思考與探索》,《人民法院報》2020年5月7日。

      [18] 張廣良:《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懲罰體系的構建》,《法學》2020年第5期。

      [19] 袁秀挺:《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司法適用》,《知識產權》2015年第7期。

      [20] 焦和平:《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與法定賠償關系的立法選擇》,《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21] 詹映:《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司法現狀再調查與再思考——基于我國11984件知識產權侵權司法判例的深度分析》,《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

      [22] 和育東:《知識產權侵權法定賠償制度的異化與回歸》,《清華法學》2020年第2期。

    《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律適用與完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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